也谈“蜀黍”的由来
蜀黍古称蜀秫，又称高粱、红粮、秫秫、芦粟、茭子，是我国最早栽培的禾谷类作物之一。关于“蜀黍”的来历和其名称的由来，至今尚无定论。王统照在他的随笔小记《蜀黍》中对此进行了考证，指出，“蜀黍”两个字是从张华的《博物志》上才有的，蜀黍，即秫秫（高梁），却非黍类，高梁是俗名，亦非梁类。从史籍资料记载分析，蜀黍是古代稷的一种，《九谷考》云：“稷，大名也。黏者为秫。北方谓之高粱，或谓之红粱，通谓之秫秫，又谓之蜀黍。盖穄之类而高大似芦。”
高粱原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关于蜀黍的来历，《本草纲目》记载：“蜀黍北地种之，以备粮缺，余及牛马，盖栽培已有四千九百年”。近些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万荣、河北石家庄、山东、陕西、河南、江苏等地多处秦汉前古遗址或古墓中，均发现了高粱之遗存。从考古发现和古籍记载情况看，我国高梁栽培历史最早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迄商周、两汉，已广泛种植。
那么，高梁何以称为蜀黍？王统照先生猜测“或有蜀地传来的种粒？但没有证据，只是字面的推测，自然有待考证。”然而，从名字的分析上，我认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高梁与“蜀”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元代王祯在《农书薥黍》题下附注云:“薥黍 以种来自蜀, 形类黍, 故有诸名” 。更进一步说，高梁最早应是蜀人最早培育出的，故名蜀黍，于是不少学者推断高梁原产于四川，但从考古情况看，四川地区并无高粱种植的发现，通常认为高梁为北方地区的粮食作物。近年来，关于古蜀国的研究，为这一问题找到了答案。据现代部分史学权威人士分析，蜀人最早的聚居地不在四川，而在今天的泰山南部。古巴蜀文化学者白剑先生认为：蜀国源于“有缗·蜀族”，他们史前一直居住在鲁地，祖居泰山脚下，负责守护夏朝国君祭祀泰山礼器，是主持泰山之族。夏朝末年，由于战乱动荡，他们才举族西迁，几经周折最终定居四川成都。《左传·宣公十八年》载“楚于是乎有蜀之役。”杜预注：“蜀，鲁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博县即后来的泰安县。春秋时期发生的十一国“蜀亭会盟”，也就发生于此。宋罗泌《路史·国名纪》载：“蜀，杜预云：泰山博平西北有蜀亭，今兖之奉符。”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中，也明确标注蜀在泰安东南。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泰安州蜀亭》更明确地记载：蜀亭“在州西”，即今泰安郊区道朗镇境内，这是蜀族最早的居住地区。而四川的 “蜀”国第一次见于正史是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兵灭“蜀”，四川的“蜀”才见于正史，在这之前四川均无蜀国的历史记载，这也印证了白剑先生的观点。甲骨文学家胡厚宣进一步考证，认为甲骨文中就有“蜀”存在，此时的“蜀”不在四川，而在山东“自今之泰安南到汶上，皆蜀之疆”。从这些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蜀黍是我国北方地区古老的农作物之一，它最早应是由居住于泰山脚下的蜀人培育出来，从而在北方地区广泛推广的。山东历史上一直是蜀黍的大面积种植地，而且方言均呼高梁为蜀黍，特别是古蜀周边的泰安、莱芜、肥城等地，县志记载的地方物产中均有蜀黍俗名高粱的记载，并把玉米叫做玉蜀黍，可见蜀黍一词称呼在山东各地由来已久，且使用普遍，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泰山为中心古蜀人居聚地应为蜀黍的最早发源地。
与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相比较，高粱单产潜力低，而且食用效果也比较差，但由于具有抗旱、耐涝、耐盐碱、适应性强的优点，使之作为主要农作物在北方地区得以广泛种植，魏晋以前已成为中国重要的杂粮作物之一, 同时还是一种常备救荒作物，特别是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制约较大的情况下，蜀黍的优势更为突出。王统照在《蜀黍》中就曾赞叹：“高梁在夏日中的勃生，比其他农产物快得多。雩农说：久旱而澍则和骤长，一夜几逾尺。虽曰文人的形容不无甚词，而高粱的勃生可是事实，几天不见，在田地中骤高几许，其生长力绝非麦、谷、豆类所能比拟。”由此可推断，蜀黍之所以得到大面积种植，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气候所致。
从蜀黍作为农作物的特性和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分析，我国北方地区开始广泛种植，应在西周时期。据目前对我国气候研究史料分析，“西周是寒冷气候时期，这个时期寒冷气候的出现，标志着全新世大暖期的结束，在考古和文献记载中揭示的事实与孢粉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这种寒冷干旱的气候，无疑导致了原来北方地区在暖湿条件下，大范围种植的水稻、小麦等农作物退出舞台，代之而起的是生存性更强的蜀黍、谷子等农作物。大约从这一时期开始，由于受农业生产条件所限，蜀黍便一直在北方地区大面积种植，《诗经》中就有“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彼黍离离，彼稷之穗”、“彼黍离离，彼稷之实”的句子，由此可见，此时，蜀黍种植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了。（2013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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